加繆曾說，“古人和古典作家將自然女性化，人們可以入其內，而今天的畫家將自然男性化，它進入我們眼睛，直至將其撕裂?！边@種撕裂感已是當代性有機的一部分，不只是視覺性的，在今天的詩歌寫作和語言建構中表現尤甚，常常透露出“天人合一”理想的危機，以及人與自然關系陷入的種種尷尬和困境。而阿信的寫作幾乎是一種“逆行”，體現出對“撕裂”的彌合，對“困境”的游離和解脫，正如《裸原》一詩所示：“人和馬不出聲，頂著風，在僵硬的裸原行進?！边@種行進，如同“亡者口信”把人拖入到與大河逆行的命運。他的地域性寫作和自然寫作，懷有巨大的決心和耐心，已彰顯自己的個性、風貌和獨特的口吻，并給予我們來自西部高地的啟示之光。

詩人在甘南寫作，擁有“一個相對僻靜的坐標”，在那里，“我坦然接受了自然對我的剝奪，也安然接受了自然對我的賜予”。身處邊緣的詩人并未喪失對當下寫作境況的警覺與自覺：“詩歌的智性元素在異常豐富活躍的同時，詩歌內在的精神力量卻在不斷衰減?！卑⑿潘坪醪惶珡娬{“去地域化”，他的寫作反而體現出一種強烈的“地域持守”：守住自己的“坐標”，深知自己的“局限”，只想寫出“我的心靈感知到的”，“對更廣大的未知領域保持緘默”……這就是他所說的“存在的‘讓與’”。新詩集《裸原》的時間跨度長達33年（1988—2021），呈現出從青春期寫作到中年寫作的緩慢、從容，不以數量取勝，而在各個時期均保持了穩健的質量意識。在我看來，《裸原》可稱之為阿信的“讓與之書”。

讓與者首先有自己鮮明的身體語言：默坐、獨坐、久坐、漫游、前行、穿越……“我常常這樣：聽著高原的雨水，靜坐至天明”，有時于大荒和蒼茫中自問：“在廣闊的時間上久坐：我，和誰？”置身西部的宏闊大氣，又不失對細小事物譬如一朵小紅花的關注：“彎下腰，我說‘讓我也加入到談話中來吧’?！卑⑿哦啻螌懙讲刈鍕D女彎腰撿牛糞的動作，十分細膩動人。

與此同時，“寂”是阿信詩歌又一顯著特點，他反復寫到寂靜、寂寥、孤寂、沉寂、閑寂、寂寞等，試圖寫出這片自己熱愛的土地上的“燦爛的寂靜”。他寫西部中國“寂靜之大美”，又傾心于洞窟中“最小的飛天”：“它的小/來自世界的大/它的寂寞/來自普遍的寂寞?！边@種“大”與“小”的詩歌辯證法，阿信是駕熟就輕、得心應手的。大西扎克認為“寂”有三層含義：一是空間的“寂寥”，二是時間古老的積淀性，三是“帶有……意味”的意思，而阿信詩中的“寂”，既是大西扎克意義上的，同時經由“寂”，使矛盾、對立、沖突的事物關聯并統攝起來。再進一步，他的“寂”中有靜篤和安詳，有時接近佛教的“寂滅”。

讓與者并非是一個孤立的獨唱者和突兀的抒情主體，當他發聲，便與那里的山川、草原、曠野、動植、生靈同頻、共鳴，與自然的神性或神性的自然渾然無隙、融為一體。阿信的詩具有某種泛靈色彩，他應該是詩即“言之寺”的信奉者，甚至希望自己能做一名自然界的“花癡”，認為烏鴉也是一種“神秘宗教”（——難道不是嗎）。馬、鳥、雪、寺是他作品中最常出現的意象，煥發出可辨的靈性之光。他的“馬”是從天空高高的云端“一匹匹牽出來”的，他的“寺”“比寂靜本身還要寂靜”，他的“蝴蝶”用翅膀合攏“一座小小的精舍，一個宇宙”……

阿信的詩歌，是“文學內置生態型”的范例，也是寫作“暗藏尺度”的明證。他在1990年代曾說，“我久居甘南，對寫作懷著越來越深的恐懼——‘我擔心會讓那些神靈感到不安，它們就藏在每一個詞的后面’”。時至今日，他依然保有早年那種寫作的虔誠、對語言的敬畏之心。在僻靜的坐標和存在的“讓與”中，他是從安泰意義的“大地”和“地域”去認識世界的——從“一”出發，通向廣大世界的豐饒、復魅和“無限多”，并寫下了自己的“讓與之書”和“驚喜記”。

2022年3月6日于杭州錢塘